6月2日，一位坐著輪椅的加拿大女士，走到士嘉堡Warden夾Steeles的豐泰超級市場熟食部購買食物。怎料在櫃檯服務僱客的員工卻聽不懂英語，因而發生言語衝突。她認為加拿大是個說英語法語的國家，那些聽不懂英語的中国員工應該「回中国去」。她不斷提出指責，引致不少人在旁圍觀。圍觀者當中有個15歲的華裔學生，對那位女士的言論和指責深感憤懣和憂慮，便將當時情景攝錄下來，並且用英文寫下個人的感受，放到臉書上，公諸於世…

「“回中国去，回中国去”。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在現實生活中聽到這樣的說話，但是剛才發生在我想到豐泰超級巿場吃點東西的時候。抵受了三分鐘不斷的種族主義言語的虐待，在試圖干預失敗之後，我開始拍攝這段影片。

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就在我們身邊，也從來沒有消失。作為加拿大人，我們以為可以脫離這些噁心的態度和行為，但是其實沒有，最近還變得更糟。有些人還似乎想恢復“排華法”。

這讓我感到非常惱怒，這位女士在開發POC文化的同時，更大膽地說出惡毒的言詞。真是可怕。她還向那位試圖抒緩惡劣情況的女士大聲呼喝。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善良而且有同情心的人，真是令人讚嘆。用仁愛在去面對仇恨，她真是我們所有人的楷模。

讓我們提高警覺，確保加拿大永遠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作為加拿大人和地球人，必須站起來消滅這些偏見、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作為多倫多的學生領袖，我將會盡一切努力阻止這種種族主義。我們都需要對這樣的事情做些甚麼，使大家不必再次目睹這樣的情況–種族主義的爆發！

還有：這位女士很明顯對加拿大法律一無所知，她應該閉嘴，因為她所說的都是絕對錯誤的。當你必須揑造一條假法律來合法化你的種族主義評論時，沒有什麼聲音比種族歧視的尖叫更為響亮…」

文章在臉書貼出後，幾日之內，便有幾十萬人覽閱，更有如雪片飛來的回應，認同和反對憂國憂民中學生的評論幾乎一樣。回應的文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也是以英文寫成的，華文回應屬於鳳毛麟角。這樣的事情，出現在這個強調包容和諧與尊重多元文化的國度，實在令人心痛，也有必要提高警覺，把它的苗頭消滅於萌芽狀態！

「六四」慘案二十八周年祭 ‧ 天安門母親群體

6月1日，北京“天安門母親群體”在海外“中國人權”網站發布《六四慘案28週年祭文》。祭文指出，1989年的“六四”慘案不是政府行為失當，而是政府對人民犯下的罪行，因此必須就“六四”事件進行重新評價。

“天安門母親群體”在六四祭文中稱: 六四遇難者親屬28年來，內心始終掙扎在失去親人的悲痛之中。我們所有人，包括傷殘者，只要活著，都是當年那場血腥慘案的見證人。 28年了，難屬們始終在捍衛死者的尊嚴、為遇難者討還公道的道路上艱難地行進，這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艱難險阻，阻擾重重。 28年了，當年失去孩子的父母親們正在逐漸老去，很多人體弱多病。難屬們每每見面時，彼此總是道一句珍重，希望來年還會再見。每個人心裡都明白，我們未來的時間不多了，但是大家仍抱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為“六四”正名，為無辜的罹難者恢復名譽，還中國大地一個朗朗乾坤，我們可以告慰那些死去的親人們。

“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言人尤維潔6月1日晚間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採訪時表示，今年的祭文共有128位六四難屬聯署，她們特別提到今年4月份因肝癌去世的徐珏女士：

“我們1995年第一次給’兩會’（人大及政協會議）寫公開信的時候，她就參加了。所以這麼多年來，她呼籲政府要解決六四的問題，她的態度非常堅決。所以我們在祭文上特意提到她。另外，如果在89年出生的孩子，今年都28歲了。所以，我覺得還把我們當年三項訴求的原文再重複一下，這樣給年輕人有一個印象”。

在過去的28年，先後有48位難屬因疾病等原因離開了“天安門母親群體”。今年的祭文特別寫道，剛剛離世的難屬徐珏女士她是一位堅強的與疾病抗爭的勇士、一位視專業如生命的優秀地質工作者，也是一位歷經磨難、飽受創傷的受難母親。她自己的孩子死於“六四”慘案，對於一個母親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

徐珏的兒子吳向東於1989年6月3日晚，在北京木樨地一帶被北京戒嚴部隊射殺。

1995年5月，六四難屬以群體名義第一次聯名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出公開信，要求人大組成專門的“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展開獨立、公正的調查，並公佈調查結果，包括“六四”遇難者名單、死亡人數等。當時署名者有丁子霖、張先玲、李雪文、周淑莊、徐珏等27名遇難者親屬。

尤維潔說，她們仍然堅持初衷，要求當局公佈“六四”真相：

“要真相、賠償、問責。現在有人找到我們，就說給我們賠償，我們難屬的共識覺得僅僅談賠償是不合適的。因為六四慘案不僅僅是我們這些人，這件事情應該在全國公開的把死亡人數向全國老百姓公佈，包括六四真相，死亡名單”。

祭文重申，“六四”慘案不是政府行為的失當，而是政府對人民的犯罪，因此必須對“六四”事件重新評價。關於“六四”遺留問題的處理，必須納入法制軌道，依法審理，不能按任何個人的意志辦理，不能因襲以往歷次政治運動過後所謂的“平反昭雪”的做法。

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對本台記者說，今年她們將一如既往向政府提出三條訴求：“三條，公佈真相、公佈死難者名單、依法向遇難者2017年是八九「六四」慘案二十八周年。歲月流逝，時光不再，我們這些遇難者親屬二十八年來，內心始終掙扎在失去親人的悲痛之中！我們所有人——包括傷殘者，只要活著，都是當年那場血腥慘案的見證人！

二十八年了，我們始終在捍衛死者的尊嚴、為遇難者討還公道的道路上艱難地行進，這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艱難險阻，阻擾重重。

二十八年了，我們歷經苦難，當年失去孩子的父母親們正在逐漸老去，很多人體弱多病。難屬們每每見面時，彼此總是道一句珍重，希望來年還會再見。每個人心裡都明白，我們未來的時間不多了，但是大家仍抱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為「六四」正名，為無辜的罹難者恢復名譽，還中國大地一個朗朗乾坤，我們可以告慰那些死去的親人們！

二十八年了，天安門母親群體中已經有四十八位難屬永遠離開了我們。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剛剛離世的難屬徐珏女士，她是一位堅強的與疾病抗爭的勇士、一位視專業如生命的優秀地質工作者，也是一位歷經磨難、飽受創傷的受難母親。世界上的所有生命都離不開母愛，母愛是生命的源泉，母愛是不分種族、國界的最高尚、最無私的愛！自己的孩子死於「六四」慘案，對於一個母親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

徐珏女士曾在追憶文章中寫到失去兒子的巨大痛苦：她的兒子一夜未歸，不知身在何處，她一個醫院一個醫院地尋找、打聽。在復興醫院，她看到許多屍體，因為沒有地方存放，就一排排地停在自行車車棚裡。她在車棚門前貼的死者名單中尋找自己孩子的名字，第一個名字就是她的兒子「吳向東」。她一下子癱軟在地，最終還是由好心的路人將她送回了家。最初的幾年，每逢祭日她就會抱著兒子生前養的小貓，在其遇難處木樨地橋前徘徊，一聲聲呼喚兒子的名字，希望逝者的亡魂能夠聽到。動物有靈，就連懷中的小貓好像也知道在尋找自己的小主人，喵喵地不停叫……

一個喪失人性的政府、一個權力肆意膨脹、無視憲法、無視民意的政府製造了這一曠世慘案！無數家庭從此籠罩在巨大痛苦中而無法解脫。我們找到的202位遇難者，只是少數，究竟還有多少人在「六四」慘案中罹難，姓甚名誰，無人知曉。

1995年5月，我們尋訪到的部分難屬站出來，以群體名義第一次聯名，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出公開信：要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成專門的「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對整個事件進行獨立、公正的調查，以昭示事件真相；要求向全國人民公佈調查結果，包括公佈「六四」事件中死者名單、死亡人數；要求為了對歷史負責、死者負責，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責成政府有關部門按法定程序向死者親屬作出個案交代。署名者有丁子霖、張先玲、李雪文、周淑莊、徐珏等27名遇難者親屬。

身為中國公民，受中國憲法的保護，我們有權利就「六四」慘案中失去親人提出我們的申訴。我們不能接受政府將學生愛國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並以「平暴」為理由，在首都北京街頭動用機槍、坦克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我們也不能接受政府將「六四」慘案定性為「政治風波」，這只是政府單方面為屠殺暴行推脫責任。政府的強詞與推脫不能掩蓋烙在地上的血痕。

1997年，經過難屬們的討論，就「六四」問題致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重申訴求：

我們認為1989年的「六四」慘案，不是政府行為的失當，而是政府對人民的犯罪，因此必須對「六四」事件重新評價。關於「六四」遺留問題的處理，必須納入法制軌道，依法審理，不能按任何個人的意志辦理，不能因襲以往歷次政治運動過後所謂的「平反昭雪」的做法。

為此，我們重申：

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專門的「六四」調查委員會，對整個事件進行獨立、公正的調查，並向全國人民公佈調查結果，包括此次事件中死者名單和人數；

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責成政府有關部門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對其親屬作出個案交代，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並通過專項的「六四事件受難者賠償法案」，依法給予「六四」受難者及受難親屬相應的賠償。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責成檢察機關對「六四」慘案立案偵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責任者的法律責任。

概括起來就是：真相、賠償、問責。這就是我們二十八年來堅持的三項訴求，還會繼續堅持下去，無論遇到來自哪方的壓力，我們初心不改，矢志不渝。

「六四」慘案過去了二十八年，有關「六四」慘案的所有信息在中國依然是禁區，被嚴密地封鎖著，不可以提及，更不可以舉辦任何與之相關的紀念活動，否則就會遭到當局的嚴厲打壓。

二十八年來，我們遇難親屬的境況始終處於受迫害、受歧視中。我們作為「另類」，年復一年地生活在公安系統的監控中，每年「兩會」、清明、「六四」​​等等敏感時段，或是有重大國事活動期間，我們都會被認為是「不穩定因素」，被上崗、被監控、被「旅遊」、被軟禁……甚至難屬去世，也在公安系統的掌控之中，不允許我們自由地舉行哀悼活動。因為當局的打壓，一些難屬至今不敢站出來說話、為失去的親人討公道。

我們認為，中國政府對「六四」慘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國政府必須承認當年的屠殺罪行，公佈慘案真相，承擔責任，給國人一個交代。 「六四」慘案不僅僅是我們這些遇難者家庭的不幸和傷痛，也是全民族的不幸和傷痛，給整個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傷害和不可估量的國際影響。

中國執政黨與政府一天不就「六四」屠殺進行反思、不承認其對國家與國民犯下的罪行、不落實「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三項訴求，中國社會就不可能有實際意義的公平公正，公民權利、依法治國就是一句空話。

如果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有決心撥亂反正、敢於擔當、以中華民族興盛為己任，就應拿出勇氣和誠意來，公正、公道、依法解決「六四」問題。我們期待著！

簽名人：

尤維潔 郭麗英 張彥秋 吳麗虹 尹 敏 郝義傳 祝枝弟 葉向榮 丁子霖 張先玲

王範地 周淑莊 李雪文 錢普泰 吳定富 宋秀玲 孫承康 於 清 孫 寧 黃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 王廣明 劉梅花 謝京花 馬雪琴 鄺瑞榮 張樹森 楊大榕 賀田鳳

劉秀臣 沈桂芳 謝京榮 金貞玉 要福榮 孟淑珍 邵秋風 譚漢鳳 王文華 陳 梅

週 燕 李桂英 徐寶艷 狄孟奇 王 連 管衛東 高 婕 劉淑琴 王雙蘭 孫珊萍

張振霞 劉天媛 黃定英 熊 輝 張彩鳳 何瑞田 田維炎 楊志玉 李顯遠 王玉芹

曹長先 方 政 齊志勇 馮友祥 何興才 劉仁安 齊國香 韓國剛 龐梅清 黃 寧

王伯冬 張志強 趙金鎖 孔維真 劉保東 陸玉寶 齊志英 方桂珍 雷 勇 肖書蘭

葛桂榮 鄭秀村 王惠蓉 邢承禮 桂德蘭 王運啟 黃雪芬 郭達顯 王琳 劉乾

朱鏡蓉 金亞喜 周國林 穆懷蘭 王爭強 寧書平 曹雲蘭 隋立松 林武云 馮淑蘭

付媛媛 李春山 蔣艷琴 何鳳亭 譚淑琴 奚永順 肖宗友 喬秀蘭 陸燕京 李浩泉

賴運迪 周小姣 週運姣 陳永邦 劉永亮 張景利 孫海文 王 海 陸三寶 姚月英

任改蓮 倪世殊 楊雲龍 崔林森 吳衛東 賈福泉 王德義 朱玉仙（共128人）

根據難友們的提議，決定把歷年來簽名者中已故難友的名單附錄如下，以尊重死者遺願：

吳學漢 蘇冰嫻 姚瑞生 楊世鈺 袁長錄 周淑珍 王國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張俊生 吳守琴 周治剛 孫秀芝 羅讓 嚴光漢 李貞英 鄺滌清 段宏炳

劉春林 張耀祖 李淑娟 楊銀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蕭昌宜 軋偉林 劉建蘭

索秀女 楊子明 程淑珍 杜東旭 張桂榮 趙廷傑 陸馬生 蔣培坤 任金寶 張淑雲

韓淑香 石峰 王桂榮 田淑玲 孫淑芳 陳永朝 孫恆堯 徐珏（共48人）

家屬作出相應的賠償，但是到現在都沒有答复。我們已經有四十多人去世了，我們後繼有人。只不過四十多個難屬死不瞑目。徐珏在病重的時候，曾經給我發過一個短信，她說我感覺自己等不到勝利的那一天，但是我相信會有勝利的那一天，希望你們大家都保重。這是先走的難屬和我們的共同心聲”。

徐珏表示，活著的難屬都會擔負起責任，敦促政府公佈六四真相，追究屠城責任。

5月31日起，在北京的天安門母親難屬先後接到公安通知，在六四周年日期間，她們的家門口有人上崗；外出須有公安陪同。天安門母親認為，這是當局心虛的表現。

特約記者：喬龍 責編：何平 網編:李想

建基萬錦‧情繋維港

這邊廂龍獅香港殖民地旗，伴隨著藍底紅米字大英帝國國旗徐徐下降；那邊廂五星紅旗，帶領著洋紫荊特區區旗悠悠升起，結束了大不列顛超過個半世紀開拓、建基、栽培與引領的苦心經營。感謝養娘撫育提攜、諄諄訓誡及循循善誘，讓這條在中國廣東省寶安縣南端，祇是住上十多個漁戶的小漁村，飛躍成長為亞洲四小龍和馳譽國際的東方明珠。香港人也在第廿八任港督的無私誘導之下，認識了平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

末任港督對獅子山下、維多利亞港兩畔是情深一片的。在驪歌高唱、奏樂韻悠揚當中，總督攜同妻女，無限依依的登上大不列顛號，小女兒更哭成了個淚人兒。就是離開以後，無論香港發生大小事情，這位經常落區探訪，吃街邊大排檔烘焗蛋撻的大人先生，總會第一時間作出反應。或者恭祝問候，或者加以提點，甚至作出批評。

老餅一家，也在香港易幟之後，跟從父親的腳步，離開了神州大地，避秦加拿大安大略省萬錦鎮。父親是在68年9月底離開廣州老家的。他是個成功的商人，做的是出入口藥材及中西成藥的生意。他一手成立的藥店，就開設在自置三層唐樓的地下。一家十餘口連同太姨婆，就住在樓上，方便照顧。

那年9月30日中午，父親的一位好朋友，神色慌張的跑過來找他，著他趕快離開，說新政府要將父親拘拿。父親二話不說，馬上便帶同瑜姐，連夜乘坐內航船，逃到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去。瑜姐是父親營商以後，從家鄉僱請的自梳女，專責打點一家人的起居飲食。第二天，天色可還沒有亮透，一隊大約有十多輛單車的車隊，便把店門拍到隣里震動的，前來進行拘捕了。

八九六四，毋忘銘記。香港回歸年7月中，老餅一家，便寄居在加拿大萬錦一位好朋友的家裡。謝天謝地，那個年頭房屋的售價不高，而港幣兌換加圓卻不低，是置菐的好時機。在我們寄居的地區，一幅80呎X180呎的土地，一幢連土庫3000多呎的獨立屋，才叫價300,000餘萬圓。選擇既多，競逐喜歡的房子對手卻很少，才競逐到第三幢，便大功告成，有望在楓葉國建基立業了！

祖父是在歲底不足，年廿九，家家歡聚團年時辭世的；父親卻是在春節後，年初六，家裡一片愁雲慘霧下生下來的。過不了幾年，祖母也因為養家活口，辛勞過度，一病不起，只有無限傷痛的，將父親託付與六十多歲的姨婆撫養。

家境貧窮，人丁單薄，生活艱難，父親沒能進學館唸書，只能在私塾裡呆了三年。可是，父親卻會得讀書寫字、吟詩作對、發票算帳，成人之後還當過間義學幾年校長。書讀得少的人，不一定沒有謀生的能力。父親就憑著營商有道，辛勤苦幹，討了兩個媳婦，長養了八個孩子。他對孩子供書教學的承諾，是祇要讀得上，再艱難都會供給。

父親喜歡吃，尤其是甘脆肥濃的菜餚和海鮮。他不但會吃，還會燒；會得燒飽參翅肚，山珍海錯；還燒得出三十二道菜，要吃上三天三夜的满漢全席。最懷念他燒的鴨膶腸釀焗禾花雀、豬網膏燉大蟮、杬角油條焗禾蟲、鯪魚腸蒸雞蛋、紅燒元蹄、百寶鴨和團年飯享用的一品窩。也是因為愛吃，老人家甚麼心臟病、痛風、高血壓都給患上了，每天要服用廿多顆藥丸，維持身體器官功能運作。然而，早上還可以晨運行山，上茶樓喝濃似墨汁的普洱，逢周一仍然出席大酒家名厨精心烹調的耆宿美食會，大快朵頤。雖然是這樣，他還是活過了古稀之年。

愛揀飲擇食之外，老人家還愛讀書，甚麼書都拿起來讀讀，既說自己是雜家，又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加上十歲左右就去當參茸海味鋪學徒，然後是中西藥材成藥店，然後是當鋪打雜，然後是自己成立家進出口貿易行號，見過的東西不算少，所以揀選東西也很在行。父親經常對我們說，用一雙眼睛去掂量事物，要分辨出雌雄，要估量到斤兩，要測計到距離和速度，要穿透事物的表面，要判別出是非；最為重要的是，要會得看一樣米吃出的百樣人。

和父親一起生活的時間不算太長久，為了培養孩子們獨立自主的精神，他定出了孩子成家立室之日，便是遷離老家之時的規定。老餅廿五歲便成親，然而自十五歲開始，便有幸追隨父親十年，終身受用不盡！

 

中國大陸赤化以來，知識份子之所以噤若寒蟬，是中共針對知識份子進行馴服滅絕的必然結果。共產黨利用國家機器對人民進行專制統治，用的是由黨直接控制人民的辦法。近九千萬共產黨員，組成無數細胞組織，滲入民間，無處不在，對人民進行滅絶人性的洗腦活動；又用威迫利誘的方法馴服人民，再利用人民監視人民。

這個中央集權的黨國，黨員絶對服從支部，地方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黨還直接控制所有國家機關，無論是人民代表大會、政府行政機關，上自國務院部委，下至省、縣、鄉、鎮各級政府，法院、軍警、維穩、城管、公安、企業、社團、傳媒，全部派駐黨委。黨委權力高於一切，只服從與執行上級黨委的指導及命令。黨就是這樣把政治、經濟、教育、文化、民生及社會生活牢地控制住。在毛澤東時代，甚至干涉到人民的家庭生活及個人自由，文革時孩子們甚至喊出了「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的政治口號！

中共自1949年取得政權後，馬上對社會上的反黨階層進行了有計劃的整肅與清洗，依次是國民黨份子、地主、富農、私人企業東主、黨內反對份子及知識份子。當中，黨內的鬥爭和對知識份子的清除，從未間斷。中共為鞏固專制獨裁統治，對傳統知識份子採取馴服及趕盡殺絶的嚴苛手段。孔子推崇「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民為邦本」，雖然與「主權在民」的民主思想還有距離，但是反對「一黨專政」、「強權統治」肯地是不會認同，甚或反抗的。於是，在國民黨統時代在台海兩岸三地享有盛譽的大陸文學、藝術家以及世界級教授，1949年後大多星沉影寂，避談政治民生兼且不再創作。

1957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跟隨共產黨的民主派積極參與5月1日開展的「大鳴大放」運動，「引蛇出洞」。隨後在6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對「大鳴大放」運動的民主言論及組織進行批判〈這是為甚麼〉的社評，展開了為期一年的「反右派運動」，對黨內民主派知識份子全面清算及整肅！

再經歷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仁義為本的傳統中國文化精神，幾近於被連根拔起。知識份子想要保存華夏文化，追求民主人權，維護生命尊嚴，奔向自由就是唯一選擇！

 

 

逃亡，好聽一點叫做移民。移民有選擇的自由，逃亡則純屬被迫。移民，是找個理想的地方過理想的生活，而逃亡就是不能夠在那個地方活下去了！

中國大陸自從赤化變色以來，逃亡潮從未間斷。中華民國撤退到台灣，是政府的大逃亡，平民大眾祇是為了自尋活路。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說甚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實情是「中國人民得逃亡了」。父親就是因為新政權搜捕資本家，連夜趕搭內河船撤退往澳門。自己要在父親撤退近三周後，才在廣州家裡，由執媽接生。直到六年後的夏天，母親才為我準備了個小籐箱，裡面載了幾件替換的衣服，買了張船票，託了個船上的茶房，把我寄去澳門跟隨父親。然後，在澳門唸完小學三年級的暑假，父親又把我帶到香港去。

在香港生活成長，就業成家，不到四十年，又因為香港得回歸中共管治，我選擇了步父親的後塵，遷地為良，移居加拿大。料想不到的，是香港在黨中央全面控制、特區政府強橫統治之下二十年，竟然出現了第二次移民潮。港人除移民台灣人數多年持續上升外，移居加拿大的數目近幾年亦出現明顯上升趨勢。加國移民部資料顯示，2014年抵埗的有708人，2015年增至964人，增幅超過35%；2016年第一季，經已有300港人到來，與去年同期的162人比較，激增超過80%；同期申請移民加拿大的港人，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達345人。

中國大陸同樣出現了八九六四民運後又一波逃亡潮，和香港不同的是，逃亡的可不是一般小巿民，而是仍然留存了人性與良知的知識份子。英國《衛報》最近報導，大批知識分子用盡一切可以移居西方的辦法，逃離中國。紐約大學中國法學權威孔杰形容這股「逃亡潮」仿似德國納粹時代，大批猶太精英出走美國，追求自由！

五千年來深植於華人的遺傳基因，在平民百姓的是「委曲求全」與「逆來順受」，在王侯公卿大夫的是「明哲保身」及「看風駛𢃇」，絕少擁有積極反抗強權的基因。中共建國67年，實行強暴統治，大陸鮮有站起來聲討毛澤東與鞭撻中共政權反人性、反科學與反民主的人，尤其是知識份子！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振臂高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解放仔也在月內，在五羊城家中，由「執媽」接生，與「新中國」一起成長。

解放仔在廣州出生，祖藉廣東省順德縣，雖然遠祖係關外額上有龍準的女真族人，近稱滿州人，說自己是中國人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吧；然而，日後卻發現自以為是的身份大有問題，問題是他離開了出生地，又沒有出生證明！

問題是在解放仔九歲時跟隨父親前往香港，申請入讀官立學校才出現的。學校要求他出示出生證明，才可以辦理入學註冊手續。於是，母親惟有帶他上律師樓辦張宣誓紙，然後經法庭認證，他才有了出生日期和地點的證明文件。

只是，不知道為甚麼，母親在宣誓時，說他是在唸小學一至三年級的澳門生下來的；還有，登記的出生日期是農曆而不是公曆，不過，這是可以理解的！

再出問題是在解放仔申請香港身份證的時候，既沒有中國，也沒有澳門或者香港的出生證明，國藉欄該填上甚麼？結果，解放仔就只是得到了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國藉嗎？是沒有的，那個欄上只是填上：No proof，沒有證明。

直到半個世紀後，解放仔移居加拿大，在安大略省士嘉堡政府合署法庭，宣誓向英國和加拿大效忠，才得到一個有國家承認的公民身份！

夜望星空，地球村不過是微塵，人就更渺小了，卻竟然建立了幾百個國家… …

67年轉眼便過去，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嗎？

中英聯會聲明，約定97年香港回歸中國，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外加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香港維持現狀，五十年不變」、「馬照跑、舞照跳」的指示，「東方之珠」理應是繁榮昌盛，歌舞昇平的！

現實卻是，香港回歸 20年後就淪為大陸黨國的一個城巿！

中國人民是站起來的多，還是倒下去的多？

另一個現實是，新中國成立及香港回歸以後，愈來愈多中國人移居外國，而美國、加拿大就成為最大的受惠國；在加拿大，經已有過百萬華裔加人站起來成為國家主人，通過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自由選擇為自己服務的政府。